▲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专家委员会专家曾孝濂先生（右一）、余峰老师（左一）欣赏曾先生为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制作的植物科学画。——摄于仙湖植物园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海报素材之一，曾孝濂先生创作的木棉科学画。现实中观摩此画，极为震撼。——摄于仙湖植物园

当罗伯特·雷曼的空白画作《无题》拍出了2000万美元的身价，汤博利的“天价圈圈”《黑板》最后以7000万美元成交，时至今日，艺术似乎在大众看不懂的路上越走越远。而植物科学画却永远无需去操心这样的问题——植物各项特征的精准描绘和忠实再现，是绘制植物科学画最基本的标准。所以，无论是莫奈的《睡莲》，抑或于非闇的工笔《白牡丹》，都与植物科学画泾渭有别。对于植物科学画而言，科学与艺术，两者不可偏废。

这自然是植物科学画很好上手的原因，但也是易写难工的理由。只要动手去“画一朵花”，并且力求表现植物最真实的状态，那么，就是在完成一幅科学绘画作品；但要想“画好一朵花”，却无法如此轻巧。植物的每个器官的内部细节，需要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地显现出来，叶脉的走向，雌蕊和雄蕊顶端的区别，茎上的茸毛、仙人掌的细刺、松针的正反面——这些磨人的功夫，考验的不仅是画工，更是对植物的理解。这需要画师耐心去观察、揣摩植物和标本，熟稔和掌握植物的科学信息，然后再严谨、细致地表现出来。所以，画到最后，往往也就成了植物专家。 

▲曾孝濂先生的素描植物科学画作《泡桐》，该画作是一副典型的植物科学画作，信息完整，植物特征、各个器官的解剖图清晰准确。该画作已于日本出版。——摄于仙湖植物园

当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地区的画家将精湛的画花技术广泛运用于建筑装饰，荷兰传奇女插画师玛利亚·梅里安的作品被宫廷贵族甚至彼得大帝热烈追捧，约瑟芬皇后聘请雷杜德耗时20年将其城堡行宫的玫瑰逐一绘制，在深受理性和艺术审美观影响的西方，植物科学画走过了蓬勃发展、经久未衰的300多年。而在古老的中国，直到清末国门打开，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为数众多的植物猎人和西洋画家聚集此地，他们除了大量搜集中国植物种类，还雇请并培训大批的广州画师绘制植物画，出口远销到欧洲各国——植物科学画值此方兴未艾。 

▲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18世纪比利时著名花卉画家，以各种精美的花卉水彩画闻名于世。雷杜德尤其善于画玫瑰和百合，被喻为“花之拉斐尔”。雷杜德一生创作发表各类花卉板绘2,100余幅，涵盖了1800余种物种。

冯澄如（1896—1968）等植物科学画先辈开设美院、传道授业、培养后进，为中国植物科学绘画奠定了基础。带着“政治任务”色彩的计划产物——《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程，让许多多才多艺的画师倾其一生，将自己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倾注其中，留下了9000多幅黑白科学植物图谱。

▲冯澄如先生的植物科学画作《蒟蒻》，这幅画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植物学杂志》被迫停办前的最后一期的扉页插图。该画深含寓意：画作植物名称为蒟蒻(音举弱，俗称魔芋)，暗示中国暂时衰弱，但植物的花芯如怒箭般向上直冲，代表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此画对照实物，按1:1的比例绘制而成。冯先生内心愤懑之情，溢于纸上。

这项从1959年延续到2004年的“植物人口普查”为中国植物学界贡献了420名画师。他们画了3万多种植物，完成了共计80卷、126分册的世界上最大型的植物学巨著。他们代表了中国植物科学画的巅峰水准，也是植物科学画在中国最辉煌、鼎盛的时期。随着植物志的编纂完成，国内部分科研机构绘图部门逐渐取消，很多专职从事植物科学画的画家被迫离开，植物科学画的交流也日渐生疏。 

▲冯晋庸先生及其夫人。冯晋庸，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学师于我国植物科学画奠基人——冯澄如。92岁的冯晋庸先生是全程参与当年《中国植物志》编纂工作的画家之一。

▲《中国植物志》中冯晋庸先生的插图

回忆起植物科学画在中国的几经浮沉，曾孝濂先生也不胜唏嘘。由于必须忠于严谨的科学信息，植物科学画给予画师的艺术创作空间大为压缩。“画的再好，也不过是临摹，也只是个画匠，更谈不上是艺术家。” 更何况背后需要花费无数“枯燥”“无趣”的植物学研究功夫。追求功名或觊觎商业画背后巨大利益的画家，对植物画往往浅尝辄止，望而生畏。在国外，植物科学画都是按艺术品来出售，几百上千美元的都有。1992年，南非埃菲德拉美术馆举办世界植物艺术画展，冯晋庸的《浙江红花油茶》被选为大展唯一招贴画。随后，该画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出价是1600美元。在国内，这种看似古板的理性艺术不为多数人欣赏，毫无疑问地在市场遇冷了。在北京德宝拍卖会上，一摞近200幅的植物科学画，每幅均表明植物的名称、拉丁学名、科名、属名，最终以11000元落槌。 

▲冯晋庸先生代表作《浙江红花油茶》

植物科学画的价值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从业画家。一张植物科学画从查资料、到构思、再到绘图、上墨，要耗时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但稿酬和动辄天价的商业画相比却相去甚远。很多画师出于兴趣，跟前辈名家学画植物画，但画着画着心思就开始动摇，“卖不了多少钱，又坐不下来研究（植物）”于是纷纷转行。

目睹此状，曾孝濂先生却始终积极乐观。年近八旬的老人几乎画遍了世上的繁花，也看惯了花开花落，他说“事物就像花一样，都有自己的季节，到了时节，就落；到了时节，就开。”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物质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富足，但人类对自然的渴求却越来越强烈。人们创造了很多事物，得到了很多东西，蓦然回首，却发现离一朵花、一棵草越来越远。无论是“回归自然”的呼唤，还是“创建生态文明”的口号，抑或是“诗与远方”的渴望，都反映了人们对绿色、自然、生态的关注和诉求。植物科学画的春天也正悄然到来。

让曾孝濂先生笃信此点的首先是源自民众的积极性和高昂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走进自然、贴近植物，也越来越多的人对手绘感兴趣。提起笔来画画花草树木，这是焦虑的都市人群的一个绿色疗愈、自我追寻的过程；人们在热衷于摆弄家庭盆栽的同时，也意识到植物科学画是体验自然之美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花开会谢，照片虽美但仅留瞬间，唯有植物科学画能将一株植物的每个细节呈现出来，把它不同生长时期的形态协调、错落地展现在一张纸上。当人们的审美需求开始转变，当越来越多人将植物画作为装饰挂在墙上，植物科学画真正走出了科研机构，回归公众视野。 

▲2016年7月23日至31日，仙湖植物园举办“丹青芊卉——华南植物科学画展”，余峰老师现场向小朋友们讲解植物科学画的知识并指导绘画

让曾孝濂先生感到欣喜的还有年轻一代画师对于植物科学画的探索。信息时代，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汇，人们获取知识、收集信息、互相学习的能力越来越强，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交流也更加频繁——而这些，是他那个年代的画家难以具备的。国内植物科学画的绘画技艺在飞速提高，以李爱莉、李赞谦为代表的新生代植物画家，结合现代趋势，对植物科学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植物科学画的绘画风格也更加现实主义，更加细腻和逼真。李爱莉老师说，“只要植物科学画师坚持以科学严谨的精神善于学习，积极探索，加强学科之间的融合，在科学与艺术、艺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上，尚有很多未知的领悟，很多值得尝试的探索。坚持下去，那么，植物科学画将会超越过去和现在，发挥其更广阔的社会价值。”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专家委员会专家李赞谦的作品《石榴》。作为新生代植物科学画家的代表，她的作品绘画自然、真实、细腻、科学性强，同时技艺大胆，色彩明艳，有西洋油画的风格。

而植物科学画的科学性永远是其最根本的价值，植物学专业书籍离不开植物科学画，介绍、科普一种植物的时候，最直观的也莫过于植物科学画了。对于植物爱好者、科学家，植物保护者来说，植物科学画能还原出植物最真实、鲜活的样子。约瑟芬皇后栽植的玫瑰后人已无缘识荆，但我们仍可以从雷杜德的画中再览芳踪。李爱莉说，“国外的植物科学画家都认为自己的职业无比高尚，因为他们将通过自己的手，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学习参考资料。” 每记录一种植物，都是在留住这个世界正在不断逝去的美。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专家委员会专家李爱莉的植物科学画作《格雷格松》。李爱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职植物科学画师，从事植物科学画工作19年。曾参加《中国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中国高等植物》等30多部植物学书籍的插图编绘工作。

在得知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2017年7月23-29日）之前，曾孝濂先生已经有十多年未曾画过植物科学画了，为了此次植物艺术画展，他耗费数月，再次提笔创作了9幅植物科学画，“我就是不服老，想试试看自己还能不能画”——老先生的自谦之词，其实是其对此次画展的满腔热情和无私奉献。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其百年历史上首次在发展中国家、首次在中国举办，而本次植物艺术画展也是大会历史上首次。和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曾孝濂先生谈及此处，不由感叹，“机缘难得，国运昌盛，躬逢其时”。

“我画了一生植物画，在我心目中，完美的植物科学画应该是能展现植物的顽强生命力和勃勃生机。”老先生努力终生追寻此道。他说“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是一个传承和发扬的大好机会，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参与进来，有更多的人能爱上植物科学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